以前，”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2023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3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初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20个中央文件。

今年的No.

1个文件不仅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种子产业突破”等涉及民生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问题，而且提出了农村电子商务、熟菜等新的农业机遇。

2月16日，界面新闻直播聚焦上述观点，邀请三位农业领域专家解读1号文，并就农业产业、市场和投资领域可能出现的新机遇发表相关观点。

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项目首席科学家李志康、农业农村部猪肉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CSC期货首席研究员田亚雄。

以下是相关采访的内容，已被删除和调整。

“猪周期”趋于扁平化

界面新闻：今年生猪市场会有和2022年一样大的波动吗？

朱增勇：第一个答案是，肯定不会像2022年那么动。因为2022年的波动更多是由于2021年8月至10月猪价深度下跌，导致非理性和非自愿的产能调整。去年下半年至10月，整体供应呈现阶段性紧张态势，二次育肥现象也十分显著。

但是，从去年5月开始，种猪数量开始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整头猪的供应相对充足。出现像去年那样阶段性供应紧张的情况并不容易，预计今年全年屠宰生猪数量将略有增加。而且，由于大家今年可能对行情更加谨慎，二次预施肥的现象也会明显下滑，不容易出现去年这么大的波动。

总体而言，

近期猪价一直在14元左右波动，相当于说今年上半年的价格高于去年同期。总的来说，我认为首先，农业会略有利润。其次是下半年消费的提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当前价格。所以我认为今年的市场是谨慎乐观的。

新闻

论资本进入农业的机遇与风险的界面：近年来，不少跨境企业也纷纷涉足农业赛道，比如来宝鸟也开始做跨境食品业务。企业跨境参与农业投资是否有任何机会和困难？

田亚雄：我的印象是，在中国的农业项目中，2005年至2020年的15年间开始盈利的项目没有一个达到30%。更惨痛的教训是，从2020年到2021年，随着上一波生猪价格大幅上涨，进入农业领域的新产业资本经历了一波痛苦的下滑。

一个

农业项目投资中非常重要的困境是最终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相对较低。如果将小麦和大米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房地产进行比较，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一样的。对于农产品来说，很难有非常大的储存和标准化空间，因此不再具有保值增值的资本属性。因此，回顾当前低利润困境，一方面是人工、化肥等成本的上涨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的下游产品能否快速跑赢成本上涨，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农产品溯源的效率上有所突破，就可以缓解消费者信任危机，带来溢价。然而，在农产品的上游生产中，其实过去并没有一个快速成长的企业能够摆脱中国的补贴。回顾过去，从事跨境农业的企业在投机项目盈利能力时需要更加谨慎。我们要思考的是，要投资的农业项目是否只是暂时站在一个阶段的风口浪尖？

赖志康：大多数情况下，农业投资是赔钱的，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除了欧美的大规模机械化经营，都会带来一些例外。

有一些农业投资，主要目的不是盈利，但也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比如我主持了盖茨基金会项目在非洲的稻米支持项目，很多在非洲做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大公司也会投资农业和种子。他们的农业项目一般不盈利，只是保本经营，对他们来说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提升当地的形象和影响力，有利于开发上层资源，帮助企业在当地发展;此外，非洲很多地方相当贫穷落后，从农业方面帮助当地人民有更好的饮食和营养，企业也收获了更强大的劳动力。

所以从这种商业模式来看，我们可以鼓励一些企业做农业。企业在技术和投资方面做得好，但对国家的贡献，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形象价值，都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

朱增勇：其实生猪的范围比较跨行业，2008年以后，随着生猪价格第一次大幅波动，第一批商业资本进入了这个领域。我认为，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其实是像山一样交错，还是比较难进的，不建议进去。

事实上，水产养殖业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如1号文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加大对农业相关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这也对新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耕地约束与种业突破接口 新闻：除了政策，市场活动中什么样的行为也能增加农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田亚雄：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面积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我们目前耕地限制是比较客观的事实。最近，我们在做一个

全国性的花生调查，一个突出的感觉是，95%以上的花生种植者还是小农户，其实能做大规模土地流转的从业者寥寥无几。相应的案例其实发生在南美洲，大量跨国集团被引入做农，帮助实现了种植热情的快速恢复和耕地的扩大。但结果是，农产品贸易的结算和物流在国内不进行，产品被跨国公司作为原材料带走，农业生产国的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美国有很多大农业工人，这离不开农业保险。我国农业保险保额占耕地面积的80%，覆盖面很大，但保障深度不高。有时候我们实际能确定的农田保护量可能只有农田价值的40%，而美国的保护深度可能只有40%到50%。商业性农业保险可以保证合理的收益率，保证风险的相对可控性，这可能是未来提高农民工积极性的关键抓手。

另一方面，提高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同样重要。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大豆依存度仍为80%，棉花为35%，糖为30%，这意味着海外农产品价格波动必然会传导到国内，也可能影响后续农民的直接收入。海外种植的低成本，其实对中国的种植利润影响非常严重。成本较低，一是来自机械化稀释这一端的成本，二是海外效率更高的种子带来更高的产量水平。提高单位种植面积产量也将是提高农民种植热情的一个因素。

界面新闻：您对解决耕地限制问题有什么建议吗？

朱增勇：今年的1号文件提到，发展设施农业，畜牧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最近谈的湖北省26层生猪养殖项目。高层养猪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969年在东德已经出现了比较原始的高层养猪业，但现在可以配合自动化、智能化的设施，具有更先进的思路。对于设施农业用地

相对紧张的地区，可能难以形成集中、连续的设施用地，因此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的这种土地资源进行设施养殖建设可以节约用地。当然，整个畜牧业的投入比较大，更适合有资金实力、有技术和人才的企业。此外，一些新技术、管理理念，如非洲猪瘟等重大疾病的防控，可以应用于高层养殖并逐步发展成熟，进而推广到传统围栏养殖。

李志康：与水产养殖不同，种植很难设施和规模化，尤其是主食。美国有很多大平原，但我国的现实是，由于地形的原因，很难建设大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气候很难控制，但我们可以开发适应不同气候并种植的种子，例如适应去年干旱天气的节水抗旱水稻。因此，如何在种业培育出良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遗憾的是，一些高校过分强调论文的发表，却没有强调如何将理论转化为生产力。因此，先进技术的转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国在1号文件中多次强调振兴种子产业，其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实现科研自主创新，将高水平科研应用转化为产业化。

田亚雄：今年一号文件的重点之一是将盐碱地和内陆滩涂改造为肥沃的土地。突破耕地约束的问题，还需要科技的辅助。

界面新闻：刚才提到，新技术在推向市场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可以降低农药化肥使用比例的种子可能不会在市场上大规模推广，因为很多时候种子销售公司也是农药和肥料销售企业。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赖：因为这是利益冲突。种子、化肥、农药会由企业打包出售，但实际上，种子赚的钱并不多，企业更有可能在后者上完成更多的收益。但是当我们用完过多的肥料时，会造成环境污染，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目前，在中国销售的种子必须首先在国家和省份获得正式批准。验证总是强调生产力，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科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做这种区域实验不同于动物，动物可以人为地创造一些标准化的条件，但种植根本就不是办法，农作物品种在安徽、四川、河北，还是高坡、平原都是不同的环境。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我们开发了一种适合盐碱土的种子，当地的农民真的很想种植它。然而，由于一小部分试验田报告种子产量减少了40%，种子没有通过验证阶段。因此，相关机构和标准有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和导向，有必要推广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