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回答：大米从哪里来？ “商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研讨会纪要

11月23-24日，“商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研讨会进入主题报告、研讨会报告及交流研讨环节。 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的角度，就商膳文化与稻作的起源、商膳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联系、“商膳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从“洞穴”到“荒野”，耕作必须回归人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乐平认为，稻作现象的“普遍性”和“突发性”是江南原始人从洞穴迁移到荒野。 农业起源的“第一阶段”，如果前者成立，那么商山文化不仅在年代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诸多文化因素上也是传播的“源头点”。 因此，可以说商膳文化所在的钱塘江上游，是东亚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或重点起源地。 同时，荷花山遗址的房屋建在较高的地方，往低处倾倒垃圾的行为也让学者们进一步揣测这个小聚落的生活。

谈到“栽培”和“农作物驯化”有什么区别？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强调，由于植物本身进化时间长，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栽培作物，也可能是野生植物。 “农耕的产生不应该取决于有没有耕种的农作物，而应该回归到人的行为上。” 他认为，目前在考古遗址中通过系统浮选发现了属于商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米，层层清晰。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稻。 上山的先民在采集自然生长的茭白的同时，开始种植水稻，即实施一些农耕行为（如开垦土地、适时播种等）。 因此，可以说，商山遗址为探索稻作活动的初期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稻香四溢，溯山而上

商山文化的断代一直备受学界关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晓红作为商山遗址出土碳14样品的测试人员，对数据采集与分析进行了解读。 “夹炭陶的年代数据比较复杂，生产过程中加入其他材料、使用过程中的残留物、埋藏后粘土沉积物中旧木炭的侵入等，往往会影响年代数据，真实年代较老的。” 除上山遗址外，实验室还对比分析了有机质保存较好的虎溪和荷花山遗址的碳14测年结果，可根据上山文化的中晚期进行判断。 早年的下限。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Gary Crawford教授从遗传学和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了如何理解早期农业和驯化的概念，并从地质学的角度探讨了商山文化遗址的特殊性。 商山文化很可能为该地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作物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由于商山文化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遗址内发现的类似沟渠的遗迹，Gary Crawford教授表示，在研究商山文化时，应更多地考虑商山先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见微知，透物，见人

当时山上的先民是怎样收割庄稼的？ 王家静 博士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博士，通过微量痕迹分析方法，对上山遗址石片状工具的功能进行了初步研究。 通过pvs取模获取微标记，进行收获模拟实验，分析超声波清洗后的残留物。 分析结果表明，六个样品中有四个样品存在连续光泽和垂直或倾斜的细纹图案。 “人类在上坡时期使用刀具收割水稻，这是产生促进水稻驯化的选择动力的因素之一，”王家静说。

放眼全球互学互融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考古研究的三大课题之一。 农业的起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由于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这一话题成为学者们热议的焦点。 在本次国际研讨会上，多位国外学者介绍和比较了世界上同时期甚至更早的其他农业文明，既有宏观的阐述，也有微观的详尽分析。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力通过对早期陶器、粥和发酵饮料的比较研究，探讨了社会复杂性的发展。 东方人不同的饮酒习惯；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Mihael Budja提出了新石器时代“包装组合”（Neolithic package）假说，并讨论了组合的传递速度和方向； 以色列海法大学副教授丹尼尔纳德尔介绍了位于加利利海的Ohalo II遗址，这是近东重要的考古遗址。 气候变化对水稻种植非常重要； 以色列海法大学高级讲师丹尼·罗森博格以约旦河谷地区的特尔察夫遗址为例，介绍了近东史前时代大规模储藏和烹饪的传统。

秉承传统 多领域合作助推上善研究取得新成果

在本次研讨会的报告中，既有类型学比较、考古学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新颖的观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对贾湖文化与商山文化的关系做出了大胆的猜测；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生许一婷通过对地理环境的研究，得出上山遗址靠近支流、远离干流的结论。 分析了水文学、古水流事件和泥石流事件。

相信随着更多多学科交叉学者的参与，商山文化考古研究将继续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

一万年水稻种植国际研讨会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和交流，研讨会于11月24日上午闭幕。 在会议总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就商山文化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上山文化的特点是：第一，上山文化遗址群由18处遗址组成，分布集中，规模较大。 二是该地区考古文化发展序列完整，即商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 三是非洞穴遗址，表现为从洞穴到荒野的迁移； 第四，展示了最早的村落形态，如发现了环城壕、灰坑、房址等遗迹； 第五，丰富多样的水稻遗存，除了浮选得到的炭化稻粒外，还有混入陶器中的稻壳，以及提取的水稻植硅体等。综合上述五类特征，赵志军研究员表示，在未来，或许可以从稻作生产活动初期的新视角来探究稻作的起源。

会议最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深教授闫文明先生致辞。 严总指出，是否存在更早的水稻种植农业遗迹，应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继续探索，特别是具体的产地和茭白资源从何而来。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严总还对上山遗址公园的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