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至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 1955年，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我分配毕业时填写工作选择栏时，我只写了：“去祖国需要你的地方！” ——这成为我一生的承诺。

　　 1958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我先被调到四川资阳，当了一年农民，获得了“五好”证书。 回院后，我奉命前往湖北沙市，研究危害靖江大堤的白蚁地下巢结构。 和位置，以消除“千里金堤毁于一洞”的隐患。 这种白蚁只有在晚上下大雨时才会离开巢穴。 我们搭起帐篷，在河堤上扎营。 晚上，我们观看了它们飞出巢穴交配，然后在雨中进入土建巢穴的细节。 白天，我们在路堤上的草丛中挖地寻找并标记它们。 白蚁以地面上的“泥线”（白蚁的路径）为食，以研究它们的活动和筑巢模式。 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每天每平方米检查几公里，或者跟随民工挖出蚁巢，测量并记录它们的结构。 那是一个粮食短缺的时期，我们每天只有几两粮食，没有油，没有肉。 幸运的是，堤坝旁边有一个瓜园，我们每天都买西瓜充饥。 1960年至1961年经过两年的实地考察，在蔡邦华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两篇文章：《黑翅土白蚁的巢穴结构与发育》和《黑翅土白蚁地面活动与黑翅土白蚁的关系》它们的巢穴在长江堤上”。 这篇发表在《昆虫学报》第14卷上的研究报告是我的处女作。 随后，我在马世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高温对粘虫发育和繁殖的影响”的研究。 粘虫是广泛危害我国南北水旱作物的主要害虫，亟待了解其发生规律。 为此，我和同事日以继夜、每周7天进行实验观察，还曾到象山疗养疲惫和“神经衰弱”。 经过4年的努力，完成了4个昆虫阶段的全部实验。 不幸的是，只发表了鸡蛋阶段的论文。 由于“搬迁”和“文革”的拖延，一些实验记录丢失，关于蠕虫、蛹、蛾的实验无法撰写。 举报是一生的遗憾。

　　 1966年，为响应“三线建设”，昆虫生态实验室（此时已并入动物研究所）奉命与动物生态实验室一起迁往青海西宁。 拟与我院原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共建“高原生态研究所”。 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离开北京，第一批应该是办公室主任书记带队的。他问我（当时的办公室副书记，原定稍后调动） ）以他家人的搬迁手续尚未办理为由，代其带队。。我没有拒绝，就同意了搬迁，并立即与户政事务所所长一起前往西宁。不久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搬迁被叫停，马主任被拖回北京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于是我们的先遣队就离开了西北。第一年，他就被派往西北。到青海省社会教育工作组，到化隆县做农村“四清”。1967年，北疆农业区爆发家鼠疫情，农田、农舍遭受严重破坏。 仅粮食损失就达1.5亿公斤。 灾情向国务院报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致电中国科学院调查研究。 高原所动物工作者自愿组队前往新疆。 我本来学的是“昆虫专业”，对啮齿类动物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必须学习并参与啮齿动物防治和啮齿动物调查。 1970年，我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 我突破了“搞生态研究就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在夏武平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小家鼠种群变化的研究。 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简单。 老鼠调查仅依靠铁夹和解剖剪刀。 每年定期进行为期五个月的定点调查。 每期共放置捕鼠器5～7000只，捕获的大鼠全部进行尸检； 每年春秋两季，对整个农业带的10个县进行区域调查。

　　自治区派出车辆进行地面勘察，而每天在指定地点进行数十英里的野外勘察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进行。 此外，还需要进行长时间巡查，夏天要冒40℃的酷暑，冬天要踩半米深的冰雪，要穿越戈壁滩，要爬荒山，要寻找老鼠踪迹。 。 生活就像年复一年住在农机库里，吃着玉米粉，做着糕点。 当地人民饱受鼠患之苦，但他们仍然认为灭鼠者是卑鄙的。 每次看到我们蹲在地边解剖老鼠，他们都感叹地说：“你们都是好人，干啥干这种脏活呢？” 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解剖了几万只老鼠，积累了几万条数据。 ，依靠研究所唯一的齿轮结构“手摇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学分析。 通过逐步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北疆小家鼠的生境选择和季节性迁徙规律、繁殖特征和“密度-繁殖力负反馈”机制，揭开了绝大多数小家鼠的来源和来源。发生在疫情爆发之后。 解开突然消失之谜，找出调节人口增长和减少的主要内外部因素，提出人口监测和预测的技术方案。 这项成果首先于1978年获得青海省科学技术大会奖，后被总结成专着《小家鼠的生态特征及预测》，于199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导师马世军院士在题词中写道书中写道：“我连续十几年对新疆小家鼠种群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在‘文革’动乱时期，我排除干扰，为了科学而坚持。毅力值得赞扬和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我有勇气根据工作需要“转行”，从昆虫学跨领域转到脊椎动物学，并承担起“灭鼠”的任务，我才能够在这期间继续科研。十年动乱，把青春奉献给边疆，很欣慰。

　　 197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南、中、北三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作为科研骨干，我还照顾家庭困难。 次年，我调到“中国科学院桃园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后改为长沙，现称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起初，我又回到了农业害虫研究领域。 1982年，由于褐家鼠在长江南北大面积爆发，应湖南省科委要求，我恢复农业灭鼠技术研究。 一开始，我只被分配到一名大学毕业生。 后来，随着我承担省级和学院的职责，这个小组扩大到近10人的大集团。 我们从组织农村大规模灭鼠入手，逐步查明南方有害老鼠的种类和生物学特性，提出了“全栖息地毒鼠法”、“复合灭鼠剂”等成套技术。 ，先在桃园、长沙试点，随后全省多县会同地方政府组织县乡级灭鼠； 随后又赴广西、安徽、四川、湖北、江西、上海等地进行技术示范推广，实现了高效、持久、安全、经济的防控。 影响。 1992年至1993年，我们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合作，在乡镇级试点的基础上，组织在云南省思茅地区7个县同步灭鼠。 此举得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评价，并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按照“课题主导学科”的方针，我在长沙所主导农业病虫害生态学与综合治理研究。 1982年至2000年，本科生研究团队在学术会议和书刊上发表论文114篇（其中科普论文13篇），并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同事合作研究《老鼠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科学出版社，1996）、《农业》《重要害虫的生态学及防治对策》（海洋出版社，1998）和《我国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鼠害防治》。 （见《啮齿类害虫生态管理》pp261-284，中澳合作英文专着第12章，1999年）等专着，已鉴定验收科技成果16项，荣获三等奖5项，三等奖5项。获中国科学院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参与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2000年以来，我的学生继续工作，不仅继续研究洞庭湖东方田鼠的种群生态，还开展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鼠情检测、调查等项目。西藏农业害虫防治. 除发表学术论文外，他们还出版了《洞庭湖区退耕还湖工程后小哺乳动物群落的演替》（张美文等，科学出版社，2016）等多部专着。

　　生命无止境，奉献无止境。 1997年退休后，我第一次重新受聘指导博士生，直到1999年底。本世纪头十年，我主要投入与国内同事合编《啮齿动物学》，该书在《啮齿动物学》杂志上出版了两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2012年。 版本：这期间我也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 近十年来，他专注于撰写科普文章，并在中科院在线科普传播平台“科学新闻林”开设个人专栏“鼠族之谜”。 迄今为止，他已在研究所网站上发表文章60余篇。 因为写的是新疆鼠害，联系了亳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灭鼠专家，得知她积累了十几年的鼠害调查数据。 为了指导她进行科学总结，我连续几年通过网络进行学术指导。 目前，她已撰写多篇期刊级论文，增强了她坚持啮齿动物防治技术岗位的信心。

　　如今我已经83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但心里依然温暖。 当得知新疆有两种家鼠暴发时，我请亳州的同志共同撰写了《警告通知》，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新闻论坛上，随后又在《科学新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科学庭院”解释了新物种入侵的危险。 ，引起农业部领导重视，向新疆追加拨付灭鼠资金900万元。 五月初，我因坐骨神经痛住院治疗。 我收到“中国科普博览会”的邀请，就蒙古因游客猎杀土拨鼠而爆发鼠疫的新闻撰写科普文章。 我出院后就写下了这篇文章。 经编委会审定，题为《因为人类的狩猎，曾经席卷全球的瘟疫如今又重回人间》，由中科院“科学院”与“中科院”联合发起。 5月27日，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也在“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发布，前两天读者浏览量突破百万。 这是我一生中阅读次数最多的文章。 我很高兴“产生余热”起作用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科学院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我在中国科学院的61年，我很遗憾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 但我始终以“祖国的需要”为己任，听从组织安排，在三个所积极工作。 主持完成中科院、省、国家重大、重点、研究、科学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12项，参与项目8项（其中退休后项目5项），主编、合作出版共发表学术论文70篇，中文专着4部。 有图书和科普著作80余种。 组建的科研团队9次被评为“先进集体”。 曾10余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 1987年湖南省授予他“省级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可以说，我忠实地实现了“走出去”的心愿。祖国需要我的地方”。

　　 (2019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