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天文科普作家、科普活动家李元先生一生挚爱天文科普事业，他推动北京天文馆的创建、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科普图书和期刊、倡导太空美术事业，并创作了丰富的天文科普作品，为中国天文科普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深入了解李元先生的成长过程和重要工作历程，可以发现他有一些特色鲜明的治学方法，正是这些方法使得他能够获得突出的事业成就。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方法的本质在于李元先生心怀为国为民、求真务实、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等科学家精神。

　　中国科普研究所（以下简称科普所）研究员，著名天文科普作家、科普活动家李元先生曾说，“科普工作没有一定的轨道与模式。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各人有各人的道路”。李元先生投身天文科普七十余年，他的科普事业历程正是这句话的诠释——他科普工作的“轨道与模式”独具特色且卓有成效。李元先生一生科普著述颇丰且屡获重要奖项，不过他自谦自己不是好的科普作家，而应是“科普活动家”。他的“活动”对中国天文科普机构建设、阵地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李元先生是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创建者、中国太空美术事业的开拓者，曾获“科学传播人终身成就奖”“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等众多科普荣誉。他的工作在国际上也赢得极大认可，1998年国际天文合会以其天文学普及工作方面的贡献，将太阳系6741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李元星”，这也是中国科普工作者首次获此殊荣。

　　李元先生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绝非偶然，他的很多治学方法及精神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他的学术成长和事业历程，比较集中地记述于两本书，一是李元先生口述、李大光和陈曦整理的《李元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另一是科普所编《科普人生》系列中的《科普之星——李元》（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年），此外科学普及出版社杨虚杰也对李元先生有过访谈。不过，这些记述基本是李元先生自述形式，其中展现的治学方法虽然生动，但鉴于其自谦，并没有将这些方法尤其是蕴涵的精神系统提炼并明确展示出来。直至目前，也尚未见其他就李元先生治学方法和精神的深入阐述与分析。

　　李元先生去世后，家属遵照他的嘱托，将他的手稿、收集的科普资料等都捐赠予科普所的科普史料馆。在整理李元先生这些资料时，慢慢发现他的很多治学方法以及这些方法背后所反映的精神，并深深感觉这些方法和精神对于很多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都有借鉴价值。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极需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而科普工作就是致力于此的重要专业性工作，要获得好的效果需要好的方法。同时，科普事业更是支撑国家发展的默默无闻、远离名利的奉献事业，需要从事者具备奉献、执着等精神。因此，我们尝试通过对李元先生治学特点的观察，将其中所蕴涵的方法乃至精神进行总结提炼，为从事科普工作、科技工作乃至为更广泛的学习者、研究者、实践者提供借鉴。

　　李元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着迷于星空，少年时爱上了天文。1941年，李元从《大公报》上看到了天文学家高鲁写的文章，他向高鲁写信，表达自己的天文事业志向，并请教问题。高鲁向时任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2 所长张钰哲和天文学家李珩 3 进行推荐，自此开启了李元的事业之门。此后，他得到张钰哲、李珩、陈遵妫和戴文赛等著名天文学家的指导和帮助，立志于从事天文事业。1943年，他18岁时在陈遵妫、李珩介绍下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永久会员，并以此身份为依托，逐步向天文科普方向发展。1945年，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天文科普文章《介绍夏时制》，而这成为他天文科普创作的开端。1947年，李元先生加入天文研究所，走上了这个重要的天文科普专业平台。1948年，李元先生与卞德培等合作在上海发起“中国青年天文联谊会”，1949年，该会发展为中国天文学会大众天文社。李元先生后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兼大众天文社总干事和《大众天文》总编辑，积极利用大众天文社和期刊向公众普及天文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李元先生曾任台务秘书及天文普及组组长，负责天文台的参观接待和科普工作。 早在 1947 年，李元先生就呼吁建设中国的天文馆，并积极着手准备。 1952 年，他起草的《北京天文馆筹建计划》交于北京市政府讨论。 1954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电召李元先生到北京正式筹建北京天文馆 。 1957 年 9 月北京天文馆开馆。李元先生全面负责宣传工作。 1957 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文馆参观，并由李元先生陪同观测人造卫星。

　　1982年，李元先生当选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同年调入科普所，任外国科普研究室主任，后晋升为研究员。期间他积极调查和研究国外科普情况，介绍并引进美国和日本等国优秀科普书刊，推动太空美术引进和发展。

　　1989年，李元先生离休，但是他从未停歇，先后出访日本、德国和美国，进行了大量科普调研，回国后举办展览会、报告会、座谈会、讲座、访谈等等，并将大量调研成果发表于国内科普期刊。同时，他还经常深入学校为大中小学生讲解天文知识，参加电视节目进行科普宣传。直到九十高龄，他仍勤奋整理，持续著述。2015年，他获中央组织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优秀的科普工作者，李元先生主要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科普作品直接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即作为科普作家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宣传、鼓动，推动社会各界对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视，促进科普设施、阵地的建设和扩展，即作为科普活动家的工作。

　　李元科普作品丰富且高质，科学性、艺术性俱佳。据不完全统计，李元先生先后发表科普文章308篇 1 ，编著科普图书39部，编译图书11部，编译、校审科普影像资料21种，合作编著图书43部，设计、编制星空表演节目5场，设计、编制的科普展览6次。

　　他的科普作品主要有这样几个类型：一是直接向公众科普天文知识，比如《月亮与月食》《宇宙是什么》《认识地球》《认识宇宙》《趣味的星空》《宇宙的故事》《天文探奇记》《飞上太空看星星》等天文科普著作，以及《谈人造卫星》《全天星图》《星座的艺术》等科普文章，这些作品主要普及基本的天文知识，激发人们的兴趣；二是以照片、太空美术作品等宣传天文之美，如《天文图画册》《天文学图集》《看宇宙（彩色卡片）》等著作，以及《每月天象图说》《宇宙中的色彩》《星座的艺术》《画家笔下的彗星世界》等，这些作品重于选图，给人美的享受；三是介绍国外科普事业进展、经验，包括《苏联的天文普及工作》《苏联天文学道路》《世界太空美术巡礼》《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科普出版物》等79篇文章，他结合科普所的工作需要，通过宣传国外经验，提升国内科普事业总体水平；四是以表演节目呈现的科普作品，他为北京天文馆创作了5套节目，其中《到宇宙去旅行》是他的代表作，受到公众热烈欢迎，先后接待观众上千万人次；五是编制科普展览，包括《宇宙画展》《宇宙在召唤》等，其中一些展览在北京天文馆、中国科技馆、北京古观象台等处展出，而《宇宙在召唤》曾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巡回展出，展览具有较高影响力。

　　李元先生的作品具备六方面的特点：一是十足，在科普的内容中饱含自己对天文的喜爱和陶醉，并极力地要将这种喜爱和陶醉传递给读者，如他介绍日全食，“日全食的现象，是那样的壮丽动人。这时大地昏暗了，只有在地平线的远处，才能看到一些微微的亮光……”，，是他难以掩饰的“乐在其中”的外现；二是对科学知识写得深入浅出，如对帕洛玛天文台海尔望远镜的介绍，“镜面的聚光能力相当于100万只人眼，可以看到2000多千米处的烛光（如同从北京看到海南岛上的烛光一样）”，让人容易理解，这得益于他的学养深厚；三是擅长利用图片，他非常喜欢漂亮的图片，也愿意把漂亮的图片编进书和文章里，在科普的同时也将美的感受送给读者，他曾说科学普及的艺术化是自己追求不懈的目标，而优美图片是他将科学普及艺术化最重要的手段；四是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重视时间、空间、文化背景的穿插编排，对于所普及的知识总会给出一个清晰而立体的结构，如在撰写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工作情况时，他还清晰地介绍了天文学家哈勃的工作和理想及其相关望远镜的发展，让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相关科学技术及社会环境在历史时空中的进展脉络，这是他专业领域深而宽的积淀结果；五是文笔优美，引人入胜，如介绍银河，“在夏天和秋天的夜晚，可以在天空中看到一条轻纱般的银河，在银河的两岸有一对情人，就是织女星和牛郎星”；六是旁征博引，普及一项内容，总能够将相近、相联的内容征引过来，使他所普及的知识丰满莹润，当然这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广泛阅览和记录，如他要介绍《国家地理》某个方面的知识，会如数家珍地将这种期刊几十年中相关内容娓娓道来。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李元先生的作品具有极高的科普水平。2003年，他的《到宇宙去旅行》获全国科普图书二等奖，并获《科普时报》“老金笔奖”；2007年他的科普作品《E时代的N个为什么·天文》（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元先生曾获“天文馆事业的先驱者”奖状，且是该奖状的唯一获得者，这背后，是他作为科普活动家的一项重大贡献。李元任紫金山天文台天文普及组组长时，希望能将天文知识向更广泛的民众普及。他了解到天文普及的最好设施就是天文馆 。于是，他把在中国建设天文馆当成自己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一边从国内外搜集整理关于天文馆的各种资料，一边积极进行宣传鼓动。他如痴如醉，从电影中留意到相关资料，就马上找到电影公司去翻拍；看到国外生产商的天象仪广告，就直接向厂家写信索取资料并询问价格，不断去信沟通如何安装建设——即便还没有任何机构开始考虑这项建设，他也积极做全面、细致的准备。同时，他利用各种机会到文化部、北京市政府、中科院汇报天文馆建设的想法，并撰写、呈送天文馆建设计划报告书。终于，1954年，中国科学院通知紫金山天文台：“请派李元携带假天馆全部资料速来京”，于是就有了北京天文馆的诞生。

　　在科普事业中，李元先生非常赞同“拿来主义”和“洋为中用”，并极力身体力行。当他发现国外好的科普图书和期刊时，就极力促成引进，为中国的科普事业所用。1978年，李元发现美国的《生活自然文库》和《生活科学文库》是非常好的科普书，于是就直接给同志写信，建议引进到国内出版，得到小平同志的批示，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书成批引进出版，受到民众的欢迎。他又发现，《国家地理》和《牛顿》是国际上很好的科普期刊，于是便努力推动其在中国的引进出版。他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积极联系，并在中国写文章积极推介《国家地理》。而为了引进《牛顿》，他同日本出版社积极联系，同时在国内找《人民画报》等可以对接的出版机构，并在报刊上撰文宣传，后来还借到一间办公室集中精力推进，最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历经周折后从意大利版完成了引进，这就是1999年《Newton科学世界》的诞生。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李元先生考虑的是公众科普的需要，他说“推荐本好书，比我写十本书都强”。

　　科普对于李元先生来说，不是工作而是事业，而这项事业的初心，是将科学知识普及给公众，所以他努力追求更好的科普手段。1944年，他曾在外国杂志上看到太空美术组画，并对其美感大为震撼。后来，他一直念念不忘，认为以太空美术这样的艺术形式进行科普是好的方法。从那时起，他开始积极积累太空美术资料，发表相关文章，出版画册，组织巡回展览，与国外名家交流、协作，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努力使太空美术在中国生根发芽，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天文的兴趣。

　　只要有利于科普事业的事，就主动推动，并扛起责任，宣传、鼓动、组织、实施，不断开拓工作领域，这也成就了他更宽广的事业之路。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李元先生学天文、做科普就是典型的以“乐之者”的心态来做，所以他能一生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在李元年少的时候，父亲有许多藏书，包括很多科学书籍，比如《汉译科学大纲》就是一套优秀科普作品，为少年李元打开了一扇科学的窗户。这套书的第一本是天文卷，给李元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天文的兴趣，他慢慢沉迷其中。中学时，他发现校图书馆里有《宇宙壮观》这套书，就借出来，每天晚上在路灯下就着灯光看书上的星图，在天上找星星，几个月的时间把星座全认识了下来。他不只看，还自己拿着小本画，他18岁时将自己画的星图寄给日本专家，被刊登在了日本的杂志上。那时的星图是用拉丁文标注的，他为了读懂，就跑到教堂跟神甫学认拉丁字母，学发音。

　　李元先生从小就热心，自己喜欢的东西，很愿意跟人分享，也愿意为大家的相互分享提供条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知识的分享。1948年，李元跟与卞德培商议，响应广大天文爱好者的需求，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天文联谊会”。1952年《大众天文》停刊，他与卞德培商量，应该创办《天文爱好者》期刊，他觉得有责任为天文爱好者保留学习交流的园地、为社会保留学习了解天文知识的普及平台。

　　李元先生对科普总是一腔热情。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部科普局调李元到北京工作一个月，他借了科普影片随身携带，到文化部电影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组织播放，一边播放，一边解说，引起很大反响；离休后他去美国探亲，每天奔走的地方是博物馆、天文馆、图书馆，他观察科普机构运作方法、收集说明册页、查阅背景资料，不停地调查、记录、撰写，一个探亲老人完全成了访问学者。

　　李元先生积极组织科普团体、创建天文馆、推广太空美术、引进科普书刊，东奔西走，遇到过很多困难，但他从未放弃，一直坚持他的科普事业，一直坚持要把科普的事情办成、办好。即使是在“”被派打成权威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就坚持去图书馆钻研科普资料，还时常为大家讲解星空，并观测和宣传1970年不期而至的大彗星。离休后，他的工作节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仍是考察、写作、办讲座、办展览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每天还是忙到深夜。到了近九十岁的时候，由于眼底黄斑变性，他连看初号的字都已经很困难，但还是每天仍要拿着特大号的放大镜钻研他的资料，摸索着写作。

　　收集资料是李元先生一生的爱好。在他小的时候，只要见到喜欢的书，宁可省下吃饭的钱也要买下来。他每到一处，书店、书摊是必去之处，重庆、成都、南京、上海，甚至逛到了国外。离休后去美国探亲时，他到各种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参观，而无论到哪里都要将那里的资料收集回来，探亲结束，光是寄回来的资料册页就几十公斤。也正是这些资料，使他在编写科普内容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1978年底，《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全国性的任务被部署下来，李元先生毛遂自荐参与了天文卷的编写工作，他历年收集的图片派上了大用场，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包括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等中外学者极高的评价，后来大百科出版社甚至把物色配图专家的工作戏称为“请李元”。

　　李元先生对资料整理很下功夫，他的资料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他有无数的资料册、资料盒，里边保存着各种式样、各个科目、各个年代的图片、剪报、复印件等等，方便他进行各种创作。李元先生用过的书、刊等资料，夹满了各种颜色的纸条，每个纸条都是他的记号，说明此处内容值得利用。

　　李元先生与一般的藏书家不同，他的书不光藏在架子上，更是藏在脑子里。他不光读自己收集的资料，还要在图书馆里不停地往脑子里“装”东西。他住国家图书馆附近，常泡在图书馆里边读书，经常获得“读书标兵”奖；在“”期间时，被批判、靠边站，只要条件容许，他就经常到中科院图书馆读书。阅读时，他习惯做笔记，他的各种小本子中密密麻麻写满了他发现的“宝藏”。家人回忆，李元先生对家里的资料“了如指掌”，而对图书馆的资料则“如数家珍”。所以他的作品不只是文字优美，而且科技信息丰富，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等铺垫穿插也使科普内容引人入胜。

　　写信给天文学家高鲁进行交流，为李元打开了天文科普事业的大门。而与张钰哲和天文研究所的陈遵妫、李珩等学者进行交流，使他的天文学习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李珩、陈遵妫等也在交流中看到了李元在天文工作方面的能力，1947年邀李元到天文研究所工作，紫金山天文台也是李元事业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

　　交流也不断拓展着李元的视野和事业宽度。1947年8月，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多学科联合年会上，李元认识了《科学大众》的王天一，还有《科学世界》的李国鼎，以及浙江大学的竺可桢。通过交流，李元让李国鼎了解到了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获得机会去上海编《科学世界》杂志，这锻炼了李元杂志编纂的能力，所以后来李元才能协助王天一编《大众天文》，再后来才能创编《天文爱好者》。而李元在这段时间也与竺可桢熟识起来，李元梦想的北京天文馆建设这项伟大事业，就从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这里获得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 李元的交流不限于国内。 当看到国外的专家、学者在天文、科普方面的特色时，他也积极而诚心地请教。

　　李元先生还很愿意跟后辈交往，积极培养和提携年轻一辈的科普人才。李元先生在推广太空美术时，影响了一位叫喻京川的年轻人，李元先生很支持这位年轻人进行相关的学习，并积极引荐他到了北京天文馆工作。后来，喻京川成为中国第一个太空美术画家，也走上了以艺术促进科普工作的道路。李元先生在离休后，还经常跟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年轻人联系，他把相关的科普资料交给他们，指导他们认真撰写资料的综述，开展扎实的科普研究工作。

　　李元先生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屡次提到，要注重交流，重视社会关系的积累，并善于把握交流中出现的机会。他说自己的不断进步即得益于此，这也算得上是他的一个重要“秘诀”。

　　李元先生从事天文和科普工作七十余年，他一直思考如何更好地将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并努力付诸实践。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在职还是离休，不分是分内还是分外，只要是有利于天文和科普工作的事，他总是看成自己应该去做的，并想尽办法做成。通过对李元先生的不断深入了解，认识到他之所以能做成这样的事，在于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秘诀”，但再深入了解，他对所谓的“秘诀”是无心为之，而真正使他不断拓展事业且能做出成就的，不是“秘诀”，而是一个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身上的科学家精神，这些“秘诀”正是秉持这种精神的自然呈现。

　　李元先生说，他感到荣幸的是，他的爱好、志愿能够与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他一生做了很多重要的事，包括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并不是有人督促他要那样做，而只是他觉得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感觉到人民大众学习了解天文科学知识需要天文馆这样的设施。当时没有机构提出建设设想，也不存在建设成功的可能，但他在那样的境况下就开始收集资料，并与国外的机构写信沟通。虽然当时还没机会，但他要时刻准备着，等待机会的出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只要有条件就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不放过任何机会。他这样做，是心里认准了这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就算是没人布置的任务，他也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坚定地扛起来。做科普，面对的最直接的需要是科普受众的需要，他就时刻将他们的需要放在心上——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天文联谊会，在北京创办《天文爱好者》杂志，到处奔走推动《牛顿》等期刊的引进，向国家领导写信要求引进优秀科普作品。他做这些事，自己不会从中挣到什么利益，但还是无怨无悔地主动去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心里有国家、有人民。

　　科学精神内涵中包含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求真务实，这也是很多科技工作者身上固有的精神气质，有时表现为“较真儿”，李元先生也是这样。创建北京天文馆时，他负责采购天文望远镜，当时能选13厘米或20厘米口径的，他选了小的，有人笑他傻，他说小的就够用，要为国家省一点钱。他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不追求排场、派头。

　　李元生活很简朴，作为一个将名字命名了星星并创建了北京天文馆、《天文爱好者》杂志的知名学者，他为科普奉献了七十余年，他所居只为斗室，只要与书、与资料为伴就心满意足。当获得小行星命名后，他更有了名气，但他认为，科普所的创建者高士其先生身残志坚，在半瘫痪状态下写了几百万字的科普作品，比自己更应该获得小行星命名。而现在自己获得命名，高士其先生却没有，他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他抓住机会就向领导、向有关方面建言，一定要为高士其先生争取这样的荣誉。最后，他终于促成了此事，也成就了科普所的双星美谈。几十年中，李元先生总是很乐观，从不患得患失——“”中，收藏多年的珍贵资料被毁坏，他一笑置之；被批判时，他照常读书，从未灰心丧气。对他来说，只要可以工作，他别的什么也不需要，名与利与他无关。所以，他的老朋友、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对李元给出了非常贴切的评语：“与世无争，荣辱不惊；一人在场，大家开心；只要让他干活，别的怎么都行；不管让不让干，他都忙个不停”。

　　李元先生的一生非常纯粹，爱天文、爱科普是他的初心，从来不曾改变，为天文、为科普是他的使命，从来未曾放下。他一生的主题就是奉献，而且不讲条件。1957年8月1日，6000名解放军同志来参观北京天文馆，需要星空表演10场，每场40分钟，场间相隔10分钟。而且这种表演，需要李元全场不间断讲解。他毫不犹豫就将任务承担下来，就用胖大海泡水，让自己当天讲解了400分钟。作为天文馆的创建者，他在很多年里都坚持每天自己表演、讲解，接待观众。后来，他因为用嗓子过度住进过医院，治疗后还落下了一个病根，他却笑称这个病根让他呼吸更“通畅”了。他在职时主动发现、承担重要工作，从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回报；在离休后更不可能有回报的情况下，他仍然每天看资料、写作到深夜。逢到彗星来临、日食、月食等时候还走上街头向群众义务讲解天文知识，出国探亲还要搜集大量资料并撰写大量文章介绍国外的科普工作经验。离休后，他经常向单位打来电话，告知又整理出一部分资料，让年轻同志取回来，但是他从未给单位提过任何要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习惯于奉献、乐在奉献之中。

　　曾经访谈李元先生的陈曦说，在李元先生身上，她所感受到的是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们严谨治学、求实奋进、不计回报、只讲奉献的精神。所以，对我们科普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来说，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甚至对于身处这个为强国梦的实现而奋进的时代更广泛的人们来说，李元先生工作中的诸多治学方法当然值得借鉴，但他的精神更值得认真思考和消化吸收。